上帝选中的摄影师

作者:薛忆沩

儿子一家移民加拿大的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我这一辈子见过的第一个外国人。我以前曾经多次想起过他,但是却从来没有梦见过他。他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变,我依然觉得很亲切。他是住在县城那座小教堂里的传教士。他也是一个摄影师。他经常到我们村子里来拍照。他特别和善,也特别喜欢跟我们玩和逗我们玩,这一点与中国的大人们很不一样。他让我们围在他的身边看他拍照。他也给我们拍照。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很喜欢他。而他对我的意义更是非常特别,因为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第一次按下了相机的快门。那感动了我全身心的声音定格了我的一生。我后来也成了摄影师,而且曾经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服务。我的作品既为我带来过无数的荣誉,也给我带来了终身的羞耻。

我们不知道他来自哪个国家。大人们有的说他是美国人,有的说他是法国人,还有人说他是新西兰人。但是,因为我在那样一个特别的夜晚梦见了他,醒来之后,我怀疑他是加拿大人。他的样子真是一点都没有变,与我记忆中的完全相同。我梦见的是他最后一次到我们村子里来的那个天色阴暗的下午。他是来向我们告别的,因为日本人很快就要从武汉南下打到我们这一带来了。那时候,我们村子里有将近一半的人家都已经逃离。我爷爷也在安排家里人做逃离的准备。

那是一个天色阴暗的下午。我躺在村口的老樟树底下,想象着我们将逃往的“外面的世界”。突然,我看见传教士从村子里走出来。他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相机,一边回头朝村子里张望,好像有点依依不舍。我坐起来,向他打了一声招呼。他兴冲冲地跑过来,用他很难听懂的汉语告诉我,他这是最后一次到我们村子里来了。我突然有一阵意想不到的伤感:不是因为从此就见不到他了,而是因为从此就见不到他手里的相机了。传教士好像看懂了我的心思。他举起相机,对着村外旱裂的农田调整了一下焦距,然后他让我和他一起端着相机,然后他将我的手指放在快门按钮上,然后他鼓励我轻轻往下一按。

那感动我全身心的声音将我带进了神魂颠倒的状态。这时候,传教士示意我站起来,靠到老樟树粗糙的树干上。然后,他将相机的皮套从肩上取下,挂到我的脖子上。接着,他后退几步,举起了相机。那是他在我们的村子里最后一次举起他的相机。他拍下了我已经被自己第一次按下的快门声音感动得神魂颠倒的全身。

两个星期之后,我们也在爷爷的带领下逃离了我们位于湘鄂边境的祖居。我们先是一路南下。在长沙的一位亲戚家住了将近一个月之后,我们又改为向西逃亡。长沙的亲戚建议我们到溆浦去落脚,但是,我爷爷在路过新化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后,他决定我们就停在那里。这一停就是六年。日本投降之后,我爷爷带着大部分家人迁回祖居去了。而在路过长沙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宣布,他决定带着我们这一家人留下来,留在那里生活。我后来才知道是名扬四海的那三次长沙会战让他对那座城市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

父亲的这个决定决定了我的一生,因为我们住的那条街的拐角处有一家生意兴隆的照相馆。沉默寡言的照相馆老板注意到了我对摄影的浓厚兴趣,收下我做了他的徒弟。我非常勤奋又很有天赋,手艺进步飞快。在我十八岁生日的那一天,师父看着我刚为一位富商拍出的遗像,充满感慨地说我完全可以自己开业了。但是,我告诉他,我对开照相馆没有兴趣。我有更大的志向。我的志向是做一个真正的摄影师,一个记录历史的摄影师。这志向植根于我第一次按下快门时的那种神魂颠倒的状态。我的志向让师父的脸上出现了罕见的不安。“你有罕见的天赋。”他说,“只是不知道上帝还会不会给你那样的机会。”

没有想到“那样的机会”很快就降临到了我的生活之中。大概就在四五天之后吧,一位年轻的军官带着他看上去有点胆怯的妻子和他们刚满月的儿子来到了照相馆。他们要拍一张“全家福”。年轻的军官想请我的师父为他们拍,而我师父却说我拍得比他要好。年轻的军官看了他漂亮的妻子一眼,然后扶着她的肩膀走进了我的镜头。坐下之后,年轻的军官对我的每一道指令反应得都非常热情,而他妻子的反应却始终都很机械。在我正准备按下快门的时候,年轻的军官突然说他们的照片要加急冲印,因为他马上就要回前线去了。原来这是一个即将分散的家庭,我心想着,稍稍迟疑了一下才按下了快门。我还从来没有为这样的家庭拍过“全家福”。

第二天傍晚,年轻的军官独自来取照片。他对我的摄影水平大加赞赏。他说他的妻子对这张照片也一定会非常满意。他接着又说,以这样的水平,我应该到南京或者上海去发展。我重复了与师父说过的话。我说我不想庸庸碌碌地靠拍照来活着,我说我的志向是当一名记录历史的摄影师。年轻的军官没说什么就离开了。但是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他又急匆匆地跑了回来。他问我是否愿意随他一起去前线。他说他那位好大喜功的军长一直都想物色一位年轻有为的摄影师来记录将让他名垂青史的战绩。他说一场与共产党的决战已经迫在眉睫,我在前线一定会大开眼界,大有作为。我父亲不支持我的冒险,但是也并没有阻止我的行动。而我师父认定这就是上天赐给我的“那样的机会”。他不仅给我提供了路费,还让我带上那架我用得最上手的相机。第三天,我就跟着让我称他为“马副官”的年轻军官上路了。

那是三年前结束逃亡生活之后的第一次出行。没有想到,我的兴奋却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九江转乘轮船的时候,我的情绪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内战带来的破坏和恐慌好像比前面那场战争带来的更大。满目疮痍的景象让我对自己记录历史的志向产生了一点怀疑和动摇。马副官对“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什么兴趣。一路上他只有一个话题,就是他漂亮又胆怯的妻子。他说他非常非常爱她。他说她是他的生命。他说等战争结束了,他就要将她接到南京去住。他说他们还要生两个孩子。他说他希望其中的一个是女孩,他说她一定长得像他妻子一样漂亮。

前线的状况也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壮观和刺激。尽管好大喜功的军长几次将我带到了前沿阵地的战壕里,我还是没有体会到惊心动魄的感觉。我对自己的志向产生了更深的怀疑和动摇。不过,我并没有退缩。从到达的当天起,我就开始认真地工作。我拍下的前线积极备战的照片不断在国统区的报纸上发表。它们不仅大大地满足了军长的虚荣心,也提高了他在同行中的地位以及各大战区将士的信心。军长多次向马副官表示,我是他那次长沙探亲之行的最大收获。他甚至授予了我一个“上尉”的虚衔。

我带着这纯粹的虚衔和越来越重的厌倦情绪继续记录历史。但是就在这时候,历史却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用我罕见的天赋来“创造”历史。我一生中参与过两次这样的“创造”。它们带给了我终身的羞耻。我的第一次“创造”就以我在蒙城附近拍摄的那一组“六千战俘”的照片为标志。

那是发生在最后那场恶战之前十天的事情。那天清晨,我被召到军部的时候,操场的中央居然坐满了解放军战俘。一队由军长从南京请来的摄制组正在拍摄一部宣传片,宣传我军在四天前的那次战役中俘获了“六千战俘”的战绩。马副官要求我也同时拍一组照片来配合宣传。可是,操场上明明只有只有六七百名战俘,为什么……我有点迷惑不解。而马副官先是冷冷地回答说,将所有的战俘全都押上来不安全。接着他又恭维说,以我的水平,用这六七百名战俘就足可以拍出“六千战俘”的效果了。

那部纪录短片因为漏洞太多,最后没有公映。而从我拍的那一组照片上却看不出任何的漏洞。它们被认为“真实地记录”了我军抓获解放军“六千战俘”的辉煌战果,在国统区的几家大报同时登出,取得了“长我军士气灭敌军威风”的特效。而解放军一方面动用所有的宣传手段攻击国民党造谣惑众,另一方面又不敢低估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极为恶劣的影响”,他们“摧枯拉朽”的进攻因此被推后了整整四天。

我参与“创造”的历史并没有能够改变历史。三个星期之后,好大喜功的军长被击毙在决战的战场上。而马副官的左上臂也负了轻伤。我看着他溃败下来的狼狈样子,知道历史已经不再需要我来记录。我扔下心爱的相机,搀着马副官吃力地往小河的南岸方向逃去。多年之后,我曾经在军事博物馆的一个展室里再次看见了我一辈子用得最上手的相机。它被当成了那次著名战役的“战利品”。

我们化妆成平民逃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然后,我们朝西南方向逃去。一路上,马副官还是不停地谈论自己漂亮的妻子。他说她如果看到了他手臂上的伤口一定会心疼得要去亲吻它的。还有一天晚上,他感叹起“成事在天”的铁律。他承认说“六千战俘”事件是军长一手策划的。他承认说那六百多名战俘中其实只有五十名是真正的解放军战俘,其余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士兵装扮的。马副官无法接受自己效忠多年的军队迅雷不及掩耳式的溃败。而更让他无法接受的还不是战场上的失败。停留在南昌的第三天傍晚,马副官在我们住的客栈的门口遇见了一位从长沙来的亲戚。他告诉马副官,大约一个星期前,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儿子与一位布店老板家的少爷私奔到香港去了。这晴天霹雳将马副官当场击倒在地。

随后的夜晚和白天,我一直守护在马副官的床边。但是第二天的深夜,我实在是顶不住了,就趴在他的床沿上睡着了。惊醒之后,我发现马副官已经不在床上。他在枕边留下了一张字条。他说他已经厌倦了尘世的生活,准备去九江附近的那座著名寺庙出家了。

我独自回到了长沙。我又回到了我师父的身旁。我向他讲述了除“六千战俘”事件之外的所有经历,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作为战地记者的经历。听完我的讲述,表情凝重的师父交代我,千万不要再向任何人提及去前线为国民党军队拍过照的事,更不能说还得到过一个“上尉”的虚衔。“失败者的历史是不应该记录的。”他意味深长地说。

所以,那一天马副官又出现在照相馆的时候,我师父很不高兴。马副官说,一个月前,他所在的寺庙毁于敌对双方的炮火中。他因此只好重返尘世。他来照相馆的目的是想请我翻拍和放大那张他曾经大加赞赏的“全家福”。他告诉我,他现在避居在一位亲戚的家,等局势稳定了之后会出来找一份工作。他说自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建设新社会一定需要许多像他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只瞒着师父偷偷去看过马副官一次。我给他送去了一些日用品和一点零花钱。我注意到他将那张放大的“全家福”贴在了床边的墙上。这样,躺在简陋的窄床上,他就可以平视曾经躺在自己身边的妻儿了。他说他每天都在想念和等待着他的妻儿。他相信他的妻子有一天会被那位少爷抛弃而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他当然没有等到。他等到的是五名军管会的干部。他们没有向他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询问和核对他的身份就将他带走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师父在报纸上读到了马副官被当成“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而被镇压的消息。他将报纸递到了我的眼前。

马副官的下场让我极度恐惧。而我师父却因此为我松了一口大气。“人证不在了。”他说,“你现在要知道,你从来没有就没有去过前线,更没有得到过那个军衔。” 尽管如此,我每天还是忐忑不安。我烧掉了自己在旧社会拍过的所有照片和它们的底片。我销毁了所有的物证。就这样,我记录过和创造过的历史就都不再是历史了。尽管如此,我每天还是忐忑不安。我想着自己曾经多次握过马副官那双“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手。我担心,总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突然被一群陌生人带走,带到行刑队的跟前。

没有想到那群陌生人带来的却是另一个机会。那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都会接待不少的解放军官兵。有几个小战士甚至对拍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好奇我怎么可以将解放军进城的场面拍得那样威风那样壮观。我指着墙上的照片向他们解释说突出的效果是可以通过巧妙的构图和光圈与快门速度精准的配合以及适当的暗室技术来取得的。有一天,小战士们带来了一位不苟言笑的军官。这位被称为“王代表”的军官环视了照相馆墙上那些歌颂新社会的照片之后,问我愿不愿去长沙城里最大的报社去工作。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师父就替我回答说当然愿意。我从此就进入了新的社会体制。我为这个体制留下了不少真实的历史记录。但是,让我爆得大名的并不是这些“真实”的记录,而是我参与“创造”的历史。那是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我凭借着自己的摄影天赋第二次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那一天,报社的领导突然通知我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去参加全国摄影记者代表团在河南的实地考察。我们与来自全国的同行们在郑州集合。这时候我才知道,河南全省已经有五个县的“小麦丰产试验田”放出了“卫星”,我们要分三批去见证这些人间的奇迹。我和我的同事被幸运地(现在想来应该是不幸地)分到了去放出了最大“卫星”的那个县。我们的责任极为重大。那“亩产四万斤”的“卫星” 将通过我们的镜头震撼全国广大的读者。

所有前来参观和考察的人都只能站在两百米以外的地方观看人间的奇迹。我们也不例外。与我同行的记者中没有任何人对浓密得连老鼠都钻不进去的“丰产试验田”提出质疑。他们大概都像我一样,想到的只是如何将照片拍像、拍好、拍出“大跃进”的效果和激情。

我的照片首先由我们自己报纸的头条发表,接着又被广泛转载,最后据说还得到了伟大领袖的赞扬。这全国性的热烈反响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我为此多次受到表扬和嘉奖。报社的领导在一次全社的大会上表扬我从一个旧社会的小学徒成长为了新社会的大记者。他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跃进”。他说我用手里的相机创造了新时代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这个大放“卫星”的时代,我也同样放出了一颗必将载入史册的“大卫星”。

我的这第二次“创造”本来很快就有可能受到历史的惩罚。但是,政治风云变化莫测。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本来准备的反“左”意外地变为了反“右”。历史又一次拯救了我。或者说,世界人民的大救星用他不可思议的政治谋略再一次拯救了我。

但是,我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厄运的网罗。那位与我一起去拍“卫星”,却没有任何照片见报的同事一直都非常嫉妒我的成就。“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他就带头贴出了我的“大字报”。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我为马副官拍的那张“全家福”,攻击我是“美化刽子手的奴才”。这当然已经是一顶不小的帽子了。而如果他知道了“六千战俘”事件,我将立刻上升为“刽子手的帮凶”,我的下场将不会与“刽子手”的下场相去多远。

我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坐牢期间我见过不少奇怪的犯人:杀害了亲生儿子的教授,发表过“反党言论”的文盲,收听过敌台广播的少年,猥亵过妇女的妇女……而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始终与我同牢房的“疯子”。大家都叫他“疯子”。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在。我出来的时候,他还在。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又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就在“林彪事件”传到我们牢房里来的那一天,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的“疯子”突然凑到了我的跟前,笑嘻嘻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一共抓了六千俘虏。”他的话把全牢房的人都逗笑了。可是,我没有笑。我惊呆了。我不知道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疯子”怎么会“知道”我与历史的关系。这是我至今都不理解的“知道”。它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敬畏和恐惧。

在就差一个月刑满的时候,我的案件被确定为是“错案”。我有幸被“提前”释放。报社的领导在我出狱的当天就来家里看我。他们提起了后来在北京工作的“王代表”临终前对我的关心。报社的领导问我还想不想“重操旧业”。我不假思索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劳动改造,我的手关节都已经变形,相机肯定是端不稳了。这是我对他们的推脱。这也是我对命运的推脱。我马上注意到这其实也正是报社的领导们所希望听到的推脱。于是,他们就用充满关怀的语气告诉我,他们可以将我安排在报社的资料室里工作。

我每天埋头于报纸、杂志和书籍。我以为我与历史的关系(或者说冲突吧)就此结束了。没想到就在我准备退休的那一年,我会又一次遭遇历史的荒谬。事情起因于我们报社的一位年轻记者想对我做一个专访。他提到了“大跃进”中的那张著名照片,又提到了我因“错案”而遭受的迫害等等。我开始也是极力推脱,我说我成为那张照片的摄影师纯属“巧合”。年轻的记者似乎很理解我的顾虑。他说人们现在都已经“告别革命”了,不会再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去解读历史。更何况,他说,我们这些过来人有义务让年轻的一代了解那个疯狂年代的疯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居然会轻信一位年轻记者的这些说法。

对我的专访引来的是无数义愤填膺的读者来信: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说我是“极左”势力的帮凶,完全不应该被提前释放;一位著名的学者指责我谈论过去的口气没有任何忏悔之意,对整个社会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一对右派夫妻说我那张照片是今天中国造假之风的滥觞,要求我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还有一位中学女教师甚至来到报社的收发室当面控诉我的罪行:她说她的父亲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带着他的卫星梦离家出走了。她说是我的照片让她的父亲成为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我因为这轩然大波而提前退休了。退休之后,我连门都不敢出,都不愿出。我憎恶自己经历过的历史。我更憎恶自己的记忆。我想借着生理机能的衰退,将我经历过的历史彻底遗忘。

最让我感觉内疚的是我的厄运影响了我儿子的身心健康。他在我入狱之后才降临人世。他第一次是在监狱的探视室里见到自己的“父亲”的。他得不到同龄的孩子们能够得到的荣誉和快乐。他先天营养不足,后天发育不良。他一直都很孤僻。他一直觉得他不属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想,这应该是他最后决定移民加拿大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万万不会想到,这竟是一个如此宿命的决定。它竟会再一次将我卷入那令我神魂颠倒的记忆。

我儿子在宣誓入籍之后曾经邀请我去蒙特利尔与他们同住。开始的那一个月,我感觉很不习惯,不仅不习惯那里过于干燥的气候,还不习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况。曾经只亲我现在却一点都不亲我的孙子尤其令我极度失望。他甚至连汉语都不愿意说了,他甚至对中餐都没有胃口了。刚刚进入第二个月,我就对我儿子说我想提早回去。他似乎不是特别当真。他笑了笑说我不应该整天都闷在家里。“去马路上看看各种肤色的行人吧。”他建议说,“还可以去图书馆翻翻报纸和杂志。”

离我儿子住处不远的山脚下就有一个以艺术类图书著称的图书馆。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几乎每天午休起来之后就会去那里消磨时间。我估计了一下,觉得可以在回国之前翻完那里的一整架摄影方面的书籍。

那个天色阴暗的下午……或者说那个天色“同样”阴暗的下午,我翻开了那本《加拿大摄影史》。那本书以文字为主,图片不多也不大。我缓慢地翻动着书页……突然,我看到了那棵老樟树,以及那个脖子上挂着相机皮套的孩子,那个神魂颠倒的孩子……天哪!

我翻到刚才漏掉的前面一页,那里有一张本节介绍的摄影师的头像。他与存留在我记忆中的年轻的传教士并不十分相像。在同一页的左下方,还有一张我们村子外旱裂的农田的照片。我好像又听到了我按下的那第一声快门……这就是我一生中拍下的第一张照片吗?

我又将书页翻过来。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天色阴暗的下午……或者说那个天色“同样”阴暗的下午。我抚摸着那个神魂颠倒的孩子。我好像能够感觉到他对我的抚摸的感觉。我急于想知道照片下面那一行字的意思。正好有一对中国母女从我身边走过。我叫住了她们。自豪的母亲让她与照片中那个男孩年龄相仿的女儿翻译给我听。小姑娘清脆的声音立刻将我带进了那神魂颠倒的往昔。

“上帝选中的摄影师”……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神话!对我这样一个不断被历史抛弃的摄影师来说,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神话。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儿子在他们移民加拿大的那个夜晚我做的那个梦。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在山脚下的图书馆里意外地看到或者说注定要看到的这荒诞的神话,这与他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神话,这与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神话。

 

刊于2017.年第1期《红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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