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密和我

作者:薛忆沩

   大概就在与埃里克的联系中断一年之后,另一个奇特的顾客出现在我们的便利店里。他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不像普通的中国人:他的穿着很精致,他的举止很儒雅。他好像见过大世面的样子,同时又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还有,他永远都戴着一副墨镜,不知道那是为了保护眼睛还是为了隐瞒身份。他第一次进来只买了三张面值为五加元的电话卡就走了。五天之后,他第二次进来,又只买了三张同样面值的电话卡就走了。我妻子和我都觉得有点奇怪:一般的中国顾客每次只会买一张电话卡,而他却买三张;一张电话卡可以打近八个小时的国内长途,够一般的顾客用上两个星期,而他却只用了五天。我妻子总是喜欢去猜测顾客尤其是中国顾客的背景,也总是很得意自己能够猜得八九不离十。这一次,她却完全没有把握了。在奇特的顾客第二次离开的时候,她紧跟着也出了门。她想知道他到底住在哪一条街上。可是,她很快就回来了。她说他可能不住在附近,因为他上了公共汽车。我没有搭理她。她一把抢走我手上那本“毫无用处”的书,要我跟她一起猜测这个顾客的背景: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五天之内要用三张电话卡?他需要跟谁打那么多的电话?……“他会不会是在逃的贪官啊?”她最后用非常激动的声音问。“你想他是还是想他不是?”我冷冷地问。“这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她不满地说。“所以你就不要去想了。”我不耐烦地说。她失望地看着我,将她抢走的书扔到柜台上。然后,她走进便利店后面的小库房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她又捧着一箱方便面走到我的跟前。“他到底是给谁打那么多的电话呢?”她问。我实在不想她再胡搅蛮缠了。“你猜猜他还会不会再来,会过几天再来,会买几张卡吧。”我冷冷地说,“这些才是离你比较近的问题。”

         他还是在五天之后出现。他还是只买了三张同样面值的电话卡。我没有忘记我妻子“下次一定要套出一点话来”的指示,在将电话卡递给他的时候,故意问了一句,我应该怎么称呼他才合适。他抬起头来,显然是在看着我。但是,我无法透过他的墨镜看到他在用什么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姓王。”他慢条斯理地说,“大家都叫我‘王隐士’。”说完,他转背就走了。

          我妻子过来接班的时候,我将套到的话转述给她听。可是她不但没有表扬我,反而还用不以为然的口气嘲笑我。“谁都可以说自己姓王,谁都可以说自己是‘王隐士’。”她说,“这等于是白问。”

         我没有反驳她,也不想反驳她。我很清楚那不会是“白问”。我很清楚“王隐士”五天之后还会出现,而且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他果然出现了。他将钱递过来的时候,连“买三张电话卡”这句话都没有说,那是他前三次都会说的话。这就说明我上一次没有“白问”。我也没有问他要买几张,而是直接给了他三张。这是我对我们关系改变的确认。他还有更多的改变。拿到电话卡之后,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便利店里转了一圈,他甚至还拿起一包消化饼看了一下。最后,他又站到了柜台的跟前……我预感到他要开始问我问题了。我有点好奇他会问什么问题。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好奇,因为我太熟悉我的顾客尤其是中国顾客会要问的第一个问题。那一定是与物质、利益或者前途关系密切的问题:开这么一个便利店能赚钱吗?租金是多少?税金是多少?每天的营业额是多少?毛利是多少?为什么不增开一个鲜肉档?为什么不增开一个咖啡角?还有客流量如何,还有进货渠道怎样……好像他们都很懂商业,都很懂经营。经常让我吃惊的是,那些新来的小留学生也都向成年人一样世故,也都问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问我《看不见的人》是一本什么书呢?为什么不问我喜不喜欢冰上的运动呢?为什么不问我想不想家呢?我想起自己在他们那样的年纪还没有任何商业头脑……那是充满理想的八十年代:那时候的世界还很单纯,那时候的中国还很单纯。那时候的中国和世界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王隐士”果然没有问我太熟悉的那些问题。“看得出你已经移民很多年了,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他慢条斯理地说,“你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吗?或者说,你想过你站在这里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吗?”

          我的身和心都猛烈地抽搐了一下。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面对过这种抽象的问题了。我现在过的是最平庸和最单调的生活。我不会去问那么多的为什么,更不会去问那么奇怪的为什么。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我是这家便利店的主人,是因为我要将货卖出去,将钱收回来,是因为我要养家糊口。我没有去想过这是出于必然还是出于偶然。我觉得它很自然。我知道这不是“王隐士”等待的回答。他的问题是抽象的问题。他问的“这里”并不是这里。“我没有想过这种问题。”我用没有一点自信的语气说。

        “你可能也没有想过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吧。”“王隐士”说。

        “我没有想过。”我承认说。但是,我接着说:“不过,我能够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这个时代跟我很喜欢的八十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王隐士”严肃地点了点头。“能够有这种感觉就很好。”他说,“这说明你已经看到了生活的全景。”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只有看到了生活的全景,才可能看到生活的意义,才可能有意义地生活……可是,绝大多数人都被眼前的利弊和得失局限,他们看不到生活的全景,看不到生活的意义。”他又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在等待我的反应。但是,我除了惊讶,还怎么可能有其他的反应?!“王隐士”接着说:“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二十年后的生活,你现在还会这么生活吗?如果你二十年前能够看到自己现在的生活,你还会在同一座城市生活吗?你还会与同一个人一起生活吗?”“王隐士”稍稍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说:“只有两种方式能够让人看到生活的全景。”他确认了我在等待着他的下文之后,继续说:“一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让那些抽象的问题将你带到思想的制高点;一是死亡的方式,也就是让关于虚无和荒谬的体验将你推到生命的最低处。只有站在这两个极点上,人才能够看到生活的全景。”

        “王隐士”的这番话让我深受刺激。这是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的话。这也好像是我一直都在渴望听到的话。说完这番话,“王隐士”就转身离开了。但是,我感觉他慢条斯理的声音依然在便利店狭窄的空间里回荡。我茫然地倾听着那亦真亦幻的声音。是啊,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平庸的生活让我疲于奔命,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思考过抽象的问题了。我突然想起了圆明园的废墟。那是离思想的制高点和生命的最低处都很近的地方。那时候,我偶然会看到生活的全景,看到过去和未来。但是,现在……现在,我却只能看到“现在”了。或者用“王隐士”的话,我只能看到“眼前的利弊和得失”了。这是怎么回事?是的,在“王隐士”出现之前,埃里克已经出现。他让我看到了黑人民权运动的波澜和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动荡,他让我知道了在我自己疲于奔命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的生活。但是,那毕竟是来自外部的启示。而“王隐士”是我的同胞。他用我的母语说出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也一直都渴望听到的话。他的见解说明他看到的世界与我们看到的完全不同,也说明他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完全不同。这“完全不同”带给的我是比启示更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一种深深的敬意开始荡漾在我的心中。我开始盼望着与“王隐士”的下一次见面。同时,我也为我妻子这些天来的那些庸俗不堪的猜测深感羞愧。当她又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最新情况”的时候,我用责备的口气提醒她不要再对“王隐士”那么好奇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什么人。”我说,“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绝对不会是你想象中的那种逃犯。”

         有意思的是,在我与“王隐士”的第二次交谈中,他自己却推翻了我的这种“保证”。在谈了一阵他对“孤独”的看法之后,他突然说了一句将我吓得半死的话。“我要承认,”他慢条斯理地说,“我其实是一个逃犯。”我弯腰捡起被他的话吓得掉到了地上的书。我提醒自己一定要临危不惧。我傻傻地看着他,一边在想着他到底犯了什么事,一边在想着他会不会再惹新的事。但是,他马上就消除了我的恐惧,同时让我对他产生了更深的敬意。 “其实所有人都是囚犯,他们被囚禁在家庭,学校和单位之中,他们被囚禁在恐惧,焦虑和绝望之中,他们被囚禁在表面的繁华,浅薄的名利和虚幻的权势之中……一句话,他们被囚禁在‘眼前的利弊和得失’之中。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觉察。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囚犯,甚至应该说是死囚,因此他们也就没有逃离的冲动和自觉。记得谭嗣同的‘罗网说’吗?他很早就已经看破红尘,立下了冲出世间各种‘罗网’的决心。所以,他最后才会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洒脱。记得《悲惨世界》里的贾维尔吗?他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代表着真理和正义的警官,最后才顿悟自己其实是成见的囚犯,最后只能以自杀来逃脱良心的审判。”“王隐士”观察了一下我的反应,然后接着说:“这个世界上的贾维尔不多,谭嗣同当然就更少。我自己也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认清自己的这种‘囚犯’身份。逃离当然就更晚了。”他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说起来要感谢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它让逃离变得可能。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所有那些醒悟了的人最后都会要被关进疯人院。”

          这“感谢”让我有点吃惊,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两次交谈,我知道“王隐士”其实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而在他全部的“奇谈怪论”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也就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批判。比如他有一次谈起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他说我们中国人都熟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法太重物质,也太重阶级,没有什么意思。他说他倾向于那种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的分法。他说“全球化”的时代就是混乱的时代。它的标志就是权威的崩溃、个性的泯灭、亲密感的消失……他问我是否听说过“每个人都出名十五分钟”的说法。他说那就是混乱时代的一个特征。在这个时代,人已经失去了与“人性”合拍的时间感和距离感。人已经遗忘了停留、专注、缓慢、缠绵和痴迷。一切都变成了快餐:甚至学业和事业都成了快餐,甚至婚姻和情感都成了快餐。

          又比如他有一次谈到了“远与近”的问题。他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科学的发展让人随时都可以听到万里之遥的声音或者看到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表面上拉近了人与世界之间地理上的距离。而实际上,过度膨胀的信息或者说过于廉价又过于密集的“听到”、“看到”和“知道”分散了人的注意力,剥夺了人的亲密感,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距离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比从前更大。他说现在的人对一切都有“看法”,却一点都没有“思想”,这就是信息泛滥的恶果。他说信息不仅不能让人看到生活的全景,反而会遮蔽生活的全景。他甚至说“信息是每个人的情敌”(这句话至今还让我觉得很精辟)。最后,“王隐士”还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谈到了这个时代“远与近”的悖论。他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正在面临着威胁:他们没有新鲜的空气,又很担心食物的安全……他们只能到“远处”去获得这种最“近”的需求。教育也出了类似的问题。教育本来也是最“近”的需求,中国的家长却都不得不花很大的代价将孩子们送到“远处”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而“公与私”的关系是“王隐士”谈论最多的话题。他对“全球化”时代私人空间的严重萎缩极为不满。他说这就是他选择做隐士的原因。他说因为电脑和手机的普及,人已经没有隐私可言。他说现在所有人都生活在虚拟的“公共空间”里,也都愿意将自己的隐私充公成为“共享资源”。他们要不就在“表演”,要不就在“窥探”。他们同时患有露阴癖和窥阴癖,而且症状都很严重。他说“公共空间”的扩张表面上给人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却会限制人的自由,甚至剥夺人的自由。他说隐私是人性的底线。他说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一个人生活幸福的程度与进入他生活的信息量成反比。

         “王隐士”与我交往了大半年的时间。在搬走之前的一天,他特意来向我辞行。就像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住在哪条街上一样,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要搬去哪里。他只是说他估计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见面了。他说他很高兴这一段时间与我的相处。他也希望我不要在意他的那些“胡说八道”。他说他其实是不太愿意跟陌生人交谈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有那么多话说。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我告诉他,他的每一句话对我都很有启发,我都会牢记在心。我最后坚持将“王隐士”送到了公共汽车站。我没有想到他最后会提到电话卡的事。“你不觉得奇怪吗?”他说,“我每天要打那么长时间的电话。”我说我开始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就没有在意了。“王隐士”举起手来,好像是想摘掉他一直带着的墨镜,但是他马上又将手放下了。“是啊,”他说,“我其实并没有能够逃离这个时代。”

         我一直看着“王隐士”上了公共汽车才转身往回走。他的最后那句话让我有点伤感。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经常会想起他的那句话。那句话当然说明他有世俗的拖累。但是像他那么清醒和洒脱的人会屈从于什么世俗的拖累呢?

 (长篇小说节选)

刊于2017.年第1期《红杉林》

作者简介:

薛忆沩:工学学士、文学硕士、语言学博士。著有《遗弃》等五部长篇小说、《出租车司机》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文学的祖国》等五部随笔集。作品曾经两度进入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曾连续三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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